陆定一(1906—1996)，1906年6月9日生于无锡西漳陈家桥老陆巷。1925年在上海南洋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26年夏南洋大学毕业后，即任上海法南区团委书记。1927年5月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。1928年底赴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，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。1930年7月回国后，党内王明执行错误路线，他的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部长职务被撤销。遵义会议后，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、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宣传部部长、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。全国解放以后，除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外，1959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1962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，1965年又兼任文化部部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遭受迫害，被软禁、关押近13年之久。1979年6月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1996年5月9日逝世，终年90岁。

   1986年，陆定一已80岁了。一天，邓小平约陆定一商谈工作。两人谈完正事以后，就开始了老朋友间的聊天。邓小平说：“大家都佩服你文学功底扎实，许多古代诗文都能倒背如流。不知现在怎么样？”陆定一回答说：“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记忆力还可以，现在《古文观止》还能背得。”邓小平就叫人拿来《古文观止》，随便翻开一篇，说：“你背背看，你背背看。”陆定一不慌不忙，当即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。邓小平大为惊讶，连声说：“《古文观止》到你这里也观止了。”

　　陆定一出生于无锡名门望族。他5岁开始读书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，19岁毕业于全国著名的南洋大学（交通大学前身），文理知识都有扎实的基础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下笔千言，一挥而就。上世纪20年代就在无锡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，谈论自己对世事的看法，抨击时弊。他还熟练地掌握了英、德两门外语，尤其是英语，无论阅读、对话还是写作，都非常流利。这些也是他投身革命不久，就能在党团高层从事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原因。

　从1927年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开始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被批斗、关押，陆定一在红军、八路军和中共中央等各级宣传部门担任部长，前后将近40年时间。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陆定一的惊人才华，受到周围同事和毛泽东等领导的高度肯定。

1928年，陆定一主编《中国青年》。当时，革命阵营内许多人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出现了思想混乱，看不清革命的方向。对此，陆定一撰写了一篇3万字的长文《中国革命的前途》和其他一些文章，正确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，在理论和宣传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人们很难想象，具有如此理论素养的文章居然出自一位22岁的年轻人之手。长征路上，陆定一主编《红星报》，一路上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，还写了不少歌词。“万里长征”这一概念，就是他在一份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告示中，首先提出来的。他写的红军《会师歌》，后来被编进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。他记述长征经历的著名散文《老山界》，新中国成立后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，至今作为散文经典，广为传诵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美苏两极格局逐步形成。对此，各方面的认识相互冲撞，也反映到中共党内，亟待从战略上对局势作出把握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陆定一写出《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》万言长文，为中共的方针、政策的确定提供了战略思考的支点，也在国内国外产生很大影响。

　陆定一一生中有两次亲自担任过翻译，都是在延安时期，分别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谈话时。关于与毛泽东的那次谈话，斯特朗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：“看到陆定一来当我们谈话的正式翻译，我很高兴。谈话进行得很顺利，陆定一翻译得既迅速又自然，几乎使我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。”当毛泽东谈到“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”，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时，因英语中没有与“纸老虎”对应的词，翻译出现了障碍。陆定一起先用“稻草人”来代替，毛泽东觉得不妥。陆定一想了一想，干脆直译为“Paper tiger”，这下，毛泽东满意了，斯特朗也听明白了。

抗战全面爆发以后，针对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想与日本妥协，陆定一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揭露，如《三种和平与三种救国》《坚决铲除明的和暗的汪精卫》等。在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，他宣传克服困难，坚持敌后抗战，鼓舞民气军心。

　　1942年4月，延安开始整风运动，主要批判王明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。陆定一对王明的“左”倾错误了解较深，而且深受其害，毛泽东要他为《解放日报》编《学习》副刊，宣传整顿“三风”。8月，又任命他为总编辑，他协同报社社长秦邦宪对《解放日报》进行了全面改革。首先，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改进《解放日报》工作的一系列有关指示，端正办报方向，克服报社内一度出现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现象，建立健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，切实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，使党报的党性得到明显增强。其次，他改掉了不问有无必要、每天写一篇社论的刻板做法。他指出，党报发表的社论是为了阐明党的方针政策，传达中央的声音，有需要才写，要写就要有份量；天天发社论，人家反而会不重视。报社编委会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此后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写好每篇应发的社论上。再次，他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建设，倾听群众的意见、要求和呼声，切实推行群众办报、全党办报。他还撰写了《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》等文章，对于新闻的定义、新闻的本源、新闻的指导方针等根本问题，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，在新闻界产生重大影响。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，《解放日报》成为党的一份很有战斗力的主要报纸，为延安整风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。

  新中国成立后，陆定一主管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、文化教育等工作。如何发展中国的科教文卫事业，成了他时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
　　上世纪50年代初，不少领域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。在生物学领域，有的同志只相信米丘林学说，排斥摩尔根的遗传学派；在医疗卫生领域，有的同志既不相信中医，又反对西医，只相信巴甫洛夫学说，认为他研制出来的巴甫洛夫液这一种药就可以包治百病；在历史学领域，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等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当时，有人要陆定一表态。面对这些不同意见和倾向，陆定一实事求是地认为，这些都是学术问题，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，决定谁对谁错。他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，毛泽东风趣地说：“我同意你的意见，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，请马克思当部长，请恩格斯、列宁当副部长，也解决不了。”

陆定一主张，不论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，都是可以有学派的。学术与政治不同，只能自由讨论，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方法，打倒一个学派，抬高另一个学派。为此，他在1956年4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了自己的想法，主张对学术性质、艺术性质和技术性质的问题让各方面自由讨论，专家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。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在这年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，毛泽东正式提出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口号，并把它作为中央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方针。5月26日，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了《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》的报告。这是当时党中央对这个方针作出的最详细最透彻的阐述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