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士桥老三房四派第26世孙女过惠英，年轻时即投身革命，与丈夫克昌利用教师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北撤到苏中解放区，然后随军南下，成为无锡县首位女指导员，后担任北京某国有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。她的女儿过新新在交通部担任要职，对宗德事业十分热心，在她的帮助下“过郡马祠”被占作他用的情况得到无锡市主要领导的关注，并作出重要批示，使得祠堂门楼得以重建。 出生在云南边陲的过建春，靠自身努力奋斗，担任海南琼州学院副院长，经中组部调配，到常熟市担任市长助理职务，她在网上浏览到过氏文化研究会启事后，立即与“分会”联系，并亲自到惠山瞻仰先祖祠堂，和她父亲——一位热心宗德，寻根心切的退休老教师过汝刚联系后，经反复查证，确认云南永胜过氏为跨越六百余年时空，一直註为“待考”的无锡过氏后裔。使云南宗亲寻根愿望得到实现，使郡马公一脉子孙得以归谱。

   笔者粗略地选择了部分过氏巾帼的英姿，肯定还有更多，更优秀的过氏巾帼没有推介，还请各位宗台进一步发掘。

 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，礼教实施男尊女卑，以男性为社会和家庭的主宰。女性没有社会地位，甚至连姓名权也不享受。受着皇权、族权、夫权等多重压迫，这样的不平等待遇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提倡男女平等为止。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一部封建社会史，就是一部妇女血泪史。
   衍生在封建社会中、后期的谍谱文化、也贯穿着男尊女卑的礼教。始终以男性为宗谱的收录和延续对象。从生、卒时间，墓地朝向及有几个儿子，以及学历、职份娶、续、纳几房侧室等都记载详尽。而对所有女性的记载则大有区别，娶进的媳妇，仅记录姓为某氏而不记名，有的记录其父的姓名、职份，然后记录生、卒时间。对女儿的记录更为简单；有的仅仅记载生女几位；有的记录女儿名字；有的记录所嫁夫君为何地何人等等。
    在《锡山过氏宗谱》中记载着自明代以来守节尽孝的过氏贤媳和宗女，大约有近四百位。内中大多是由青春少妇时丧夫，都能排除一切干扰，承受种种磨难，守节至高寿而终者。有的获得族内旌表；有的专建贞节牌坊；有的配祀于节烈祠堂成为地方上宣传节孝的典范；更有显著者受到明、清最高统治者——皇帝制诰表彰以及民国大总统颁匾褒奖。按照现代的看法，这些贞、孝、节、义的牌坊匾额上，都洒满了过氏女性们的斑斑血泪。当代女性自然不必仿效。但我们后人敬读历巡宗谱，仍能令人肃然起敬。
    归纳起来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：
     第一种情况为：过氏宗女的丈夫英年早进。她们矢志守节孝亲，并含辛茹苦抚育孤儿成才。
     长房二派十世：昭，字时明，号怀德的三女儿，嫁给同邑邵溥以后，年仅22岁即丈夫早逝，遗子邵宝仅三岁，邵氏族人企图谋夺遗产而剥夺她守寡的权力，她象九嶷山一样坚定自持，并表示钱财布匹一无所求，单单要求丈夫亲手校对的遗书千余卷。说：“将与吾儿读之”。边养育，边教诲，吃尽千辛万苦。其子邵宝也极尽孝道，甚至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正德皇帝及嘉靖皇帝的表彰，圣谕“太淑人至贞也”。并立贞节之碑。
    泰伯派十二世焕长女，19岁嫁邑人孝子浦劭，当时倭寇犯边、劭父被虏，浦劭以身赴难，愿以自己赎回父亲，谁知都被倭寇残暴地杀死在田野中。该女闻讯奔赴收得残尸七块，用长布包缠殓葬。当时长子尚幼，次子还在妊娠中，她一身担当全家重担，含辛茹苦数十年，于万历癸丑（1613年）建《孝节齐芳》牌坊。
    第二种情况为：历代过氏的媳妇，丈夫英年早逝，或遭不测，在家破人亡的危难之际，能挺身而出，抚孤成立，如芙蓉山派于洪武35年（1402），被盗寇杀害130余人，玠的妻子邓氏时年23岁，怀抱3个月的女儿，及年仅12岁的二弟，年仅5岁的三弟，潜于草丛中幸免于难，从而才有芙蓉山二派和三派的传承，就是一个范例。
    第三种情况：历代过氏贤媳，或能全力支持夫君作宗德奉献。如八士的“过氏义庄”、“普济堂”；获得“惠济桑梓”；“贫者赖之”的地方衙门颁匾表彰和民国六年大总统褒，“一乡善士”；民国12年大总统题，“任卹可风”匾额的过氏先贤的背后，都有贤妻良母们的默默奉献。或继承夫君遗愿，实现捐产办公德事业。如芙蓉山派汝泽友22世，耀祖之妻赵孺人，继承先夫和其弟显祖字肯堂的遗志，捐产在毛梓桥办“蓉阳书塾”和慈善基金。为使书塾产权“永禁盗卖”，先将粮田字号及亩数刻石留存，然后召集族众核对旧单据后当场焚烧销毁。耿耿之气概，大义凛然。

   更有近、现代过氏巾帼的英姿令人敬仰，如抗战时期在延安誉为“革命老妈妈”的八士桥老三房一派过瑛，支持夫君严朴投身革命事业，抚育爱女们成长，其中杰出的有陆定一夫人严慰冰。